这两年来，中间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出现时慢慢有了“黑化”趋势，颇有些“多余”、“推高成本”、“好利”等意思。

　　在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社会各界都在寻找稳定经济、激励增长的办法时，降低中介的交易费用被很多人反复提及。在政策层面，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费率出现在多个领域。

　　例如，2023年5月8日，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提出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买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随后链家北京将费率从原来的房屋成交总价的2.7%统一下调至2%。2023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当年就降低了主动权益类产品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从此前的1.5%、0.25%下调至1.2％、0.2％以下，有估计每年可为投资者节约140亿元左右的成本。

　　降低交易费率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要求，市场主体本身也经常举起降低中介费的大旗。

　　例如券商向散户提供的交易费在过去十年内频频降低，2002年时，券商收取的交易佣金还高达千三（千分之三），2013年时降低到万八，到2022年，新户的边际佣金已经低到万二，在2024年很多新户的边际佣金更是低到万一。房地产中介公司和二手车交易网站也经常打出超低的中介费率，例如一口价服务，不管房屋总价多少，中介费都是一口价；也有二手车商宣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身定位为“没有中间商，是直卖，要干掉中间商”。

　　想象一个问题，当你要买一台电视，你会去哪里买？直接找厂家订购，还是到家电商城或者电商网站上购买？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会采用迂回交易的方式购买电器，让家电贸易商或电商网站赚个差价。

　　同样的现象大量出现在各个领域。现在二手房交易已经离不开中介了，据贝壳2020年的招股书数据，当时房地产总交易的中介渗透率只有一半，但二手房的中介渗透率已经高达九成。

　　在京沪，中介费不是个小数字，三五百万的房子，中介费3到10万很正常。上海官方还推出了二手房手拉手交易网签服务，买卖双方可以直接在房产交易中心过户，几乎是免费。

　　那为什么买卖双方还要找中介绕一圈进行交易呢？这是因为房产交易非常复杂，从看房开始要经历十几项流程才能完成交易，除了房源情况、限购条件等知识，房源的资质、资金安全、房屋交付、贷款办理等环节，更是一不注意就会掉到坑里。房产中介既可以节约背景知识学习的时间，又有品质控制的能力，为了赚取中介费，他们一定程度上还发挥了做市的角色。

　　即使新房交易，中介渗透率也从2014年的10%上升到2019年的四分之一。这里面值得玩味的是，新房的信息相对透明，人们仍然不愿意跑到售楼处而是通过中介来买房，显然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售楼处贴的那几页纸和营销话术。

　　中介机构的专业性也意味着鼓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去中介”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是那些信息不对称或者交易频率稀疏的领域。二手车就是其中之一。

　　瓜子二手车打着“C2C模式”尝试去中介卖车，但在2019年陷入困境。他们以为“中间商赚差价”是消费者的痛点，但实际上买卖双方关注的是一篮子交易条件，时间成本、讨价还价的精力、真实车况、交易的流畅程度，价格只是一个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个。

　　二手车是非标准化的产品，透明度低、形式灵活、流动性差，标准化程度比新车还要差很多，两个陌生的买卖双方，直接交易成本极高。他们交一笔中介费（佣金或差价）给黄牛，黄牛提供了一篮子的兜底服务，卖家得到确切的交车时间和价格（以及后续的各种过户服务等），二手车交易的不确定性（包括多长时间找到买家、能卖多少价格）被黄牛承担。

　　即使中国A股这种个人投资者占据优势的资本市场，专业投资机构（公募、私募、信托、保险等）依然占据了重要的比例，按流通股持股市值计算，过去十年，一般法人持股占40-50%，个人持股占20-30%，专业投资机构占20%（其中公募和私募占比超过10%），剔除一般法人，境内专业投资机构的持股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同样的问题，个人和企业为何要把钱交给专业投资机构来管理？

　　最近两年，中国着力打通吸引境外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堵点，支付不便是其中之一。中国移动支付已经普及，商家使用银行卡刷卡机的比例不高，并且商家不愿意接收Visa、Master的信用卡，相较中国银联0.6%的刷卡费率，维萨、万事达的刷卡费率高达2%，AE更是超过3%。2024年在官方的推动下，V/M两家的刷卡费率降到1.5%。

　　美国信用卡的刷卡费率确实高，并且复杂多样，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往往察觉不到。Visa卡不仅费率高，普通卡在境外交易还在额外收费，只有signature和Infinite两种级别才可以免除（而中国境内发行的Visa一般都有境外刷卡免除额外收费的待遇）。高昂的支付交易费率使得很多大额交易和特定行业都拒绝信用卡或额外收费，比如房租、手机费、电力费等。

　　那么这些交易费用是不是完全成为信用卡寡头垄断的利润？那也不是。美国的信用卡福利多、羊毛厚、玩法多，深得消费者的喜爱。比如摩根大通银行的信用卡，普通的返点相当于刷卡金额的1.5%（CFU），普通卡的开卡礼一般在200美元，这些礼遇都是实打实的，可以直接换成钱。像AE、Chase的高端信用卡，开卡奖励更可以高达大几百到上千美元，综合返现比例在2%以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平均2%左右的刷卡费率有很大比例都返现给消费者本人了。这使得美国人很愿意使用信用卡消费，这些奖励意味着使用信用卡天然有打折的功能。

　　相比之下，中国的信用卡虽然名义上也有很多福利，但福利水平远逊美国。信用卡免息透支的金融属性更强一些，消费积分返现的价值很小。

　　这就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一种是中国信用卡的模式，低收费、低水平服务，另一种是美国信用卡的模式，高收费、高水平服务。静态的看，在竞争性市场，社会的净福利水平应该相差不大，前者没收到多少钱，但也没什么服务成本，后者收到了很多钱，但也提供了同等的服务。

　　美国的中介服务类型和费率水平总体都很高，除卡组织外，美国的生活日常中需要用到大量的中介，他们的费率都不低，并且都明码标价计在收费中，让人有明显的费用苦痛感。

　　比如房产交易，中介费率在2024年之前，最高可达6%。在二手房市场有redfin、zillow可以查询房屋的历史交易记录，租客在租房子时，要买责任险以赔付宾客做客时的意外责任。在二手车市场，Carfax可以提供车辆历史报告，Edmunds、KBB帮助客户对二手车进行估价。收入来源复杂、人口较多的家庭，报税需要寻求注册税务师的帮助，他们改善信用时，可以向信用局购买服务以学习如何提高信用。非永久居民也经常要使用律师服务来完成工作签证和移民签证的办理。

　　美国金融市场中的中介机构的类型和服务品质层次更加丰富，在零售理财投资客户上，有零费率的券商，也有高费率的投顾服务（如自动化投资、专业投资建议），服务供给者不会简单的进行价格战，而是提供差异化产品。

　　整体来看，中国金融业正日趋专业化，但专业机构（中介、投资机构）的发展水平还远远逊于美国。例如中国的券商在零售客户上仍然处于低水平的服务，既然服务水平都差不多，没什么亮点，最终自然不得不陷入佣金大战。

　　中介机构面对2B的客户，情况可能好一些，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以债券发行为例，这是一个需要大量专业中介机构的领域，包括评级公司、投顾咨询机构、会计师、律师等。近年来，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要求编制“一案两书”（项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书和法律意见书）。

　　按理说，一案两书很重要，直接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但现实中，一案两书并不重要，编制的成本也非常低，一个项目的打包价可能低至5000元。笔者查询到广东某地级市在2022年的新增专项债发行，共183个项目，发行金额超过150亿，但总计付给编制一案两书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总费用仅148万元，合每个项目不足8100元。如此低廉的价格，报告的编制质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最终投资者投资很难从这些报告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券商在2B的时候，专业性会更明显一些，这主要是B端客户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以券商-公募来看，在2023年中之前，券商对散户的佣金在万一到万二，但券商向公募基金和保险公司收的佣金则高达万八和万四。

　　这种明显差异化的费率是因为券商会向公募基金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包括研究支持、专家咨询、基金销售，甚至是上市公司调研、拜会公司高管等，受限于费用管理合规、能力限制等因素，基金公司无法列支这些费用，通过佣金转移到券商来实现。

　　在这种收费结构下，降低基金的管理费率，自然要降低券商向公募的佣金费率，这直接降低了券商的收入水平，进而限制了券商的服务能力和研究水平，这反过来也限制了公募基金获得服务的品质，最终也会影响基金公司的投资绩效。

　　这意味着打着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的旗号，降低了基金的管理费率，最终对投资者可能有害的。投资者节约了0.3%的交易费率，但投资绩效表现可能下降了3%，孰轻孰重？

　　高品质服务需要高费率作为支撑，但不代表中介机构可以肆意的随意叫价，或者滥用垄断地位定价。美国的中介机构也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新竞争者的冲击，例如罗宾汉在线炒股平台对传统股票经纪商的冲击，最终导致大面积的在线炒股平台实施零佣金。但这些降价都是由市场竞争促成的，或者消费者、业主对平台的起诉、讨价还价等博弈形成的（例如房产交易经纪费率下调），而不是行政的直接干预。

　　从上面的分析，在静态短期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费率-优质服务和低费率-低质服务在一些场景中效果类似，比如信用卡刷卡领域的消费者福利，高费率的信用卡虽然多花了钱，但大部分都返给了消费者，而低费率的消费者虽然没享受到什么服务，但也没花多少钱。

　　另一些场景中，低费率-低质服务，损害了整个市场的发展水平，比如在依赖管理费和佣金的金融市场中，降低费率最终限制了券商的研究能力，进而损害了全行业的研究水平。

　　系统性的压缩中介服务费率，会限制中介的服务能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去中介化”的效果。

　　原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对中国证券市场有一个讨论，非常精彩。他认为大陆的证券市场是全球仅有的“穿透式”账户管理与中央托管制度。对监管者而言，它是“最透明”、“最扁平”的场内市场结构，中国这种市场结构让监管当局一眼望穿底，每一户口在交易什么一目了然，参与者在股票账户和资金账户层面的违规操作空间有限，最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很少发生投资者的资金或股票被中介机构挪用的事件。

　　但是，这种市场结构也让专业机构在市场的参与度相对减少，严格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客户都是国家的客户，而不是券商或者公募基金的客户，个人投资者迁移的成本非常低。中国券商的尴尬之处，可能就在于底层薄记由中证登服务，券商在技术和制度等多个层面上都没办法拥有自己的忠实客户，券商能吸引投资者的，只有佣金费率，越拼越低的费率，也使得大家也无法做好的服务。

　　李小加的讨论可以套用到很多领域，在居住证转户籍、税收筹划、个税事项办理、民事和行政案件等很多事项上，一些地区都明显排斥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在办事流程中，都强调本人亲自办理，委托他人代办的程序非常复杂。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国家希望直面个人。

　　李认为，这种市场结构会天然的缺失了像美国、香港这样的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也欠缺了各自以专业优势、业务特Kaiyun开云点判断市场的中介机构，导致内地市场由散户主导价格形成机制，往往容易导致强烈的羊群效应，形成单边市场趋向。市场同质化往往容易形成单边追涨杀跌，在市场形成极大动荡。

　　扁平化的市场结构、穿透式的管理模式，可能导致市场的平庸和多样性的缺失，进一步这样的市场环境也会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他们也不再有积极性去开发新的模式去维持存量客户的忠诚度或开发新客户，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简单粗暴的市场竞争模式，以低价为导向的逐底竞争。

　　回过头来，我们再次审视中介机构在经济生活的角色，中介机构以此专业的服务赚取收入，为了维持其专业性和竞争优势，他们必然也会费尽心机去创新以维持客户忠诚度。这会连带导致整个市场深化，市场结构变的更加复杂，这个过程也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这个过程也会催生大量的专业技术岗位，因为复杂的商业模式，需要学历高、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才能驾驭，进而解决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避免大学生不得不去打螺丝钉。

　　要让这个过程平稳发生，整个社会需要谨慎从事，简单的抑制中介费率，不仅保护不了消费者，反而会打压市场上的优质中介机构，最终导致整个市场服务的劣质化，进而减损中介机构促成交易、保证交易的核心角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介费率可以肆意提高，但抑制费率的方式绝不是简单地直接限制费率，而是要促进中介市场的竞争性和开放性，降低准入门槛，保证市场的头部企业始终面临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压力，让他们用更优质和更高性价比的服务来赢取顾客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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